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深圳财政收入2021年，以及深圳财政收入2021年上半年龙岗区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一览：

• 1、深圳公共设施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 2、2021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全国十强城市：杭州增量第一、重庆由负转正
• 3、深圳gdp2021总值
• 4、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
• 5、深圳4月份财政收入下滑44%，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6、广东“富可敌国”，财政为何面临新烦恼

深圳公共设施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深圳公共设施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62。

2021年，来源于深圳辖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1110亿元，比2020年增长13.5%。

公共设施是指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给社会公众使用或享用的公共建筑或设备，按照具体的项目特点可分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交通、体育、社会福利与保障、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邮政电信和商业金融服务等。

2021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全国十强城市：杭州增量第一、重庆由负转正

一转眼又到了半年期的各项经济数据出炉的时候了，GDP、工业、财税、金融等各项指标都要做半年度的运行汇报。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比GDP更重要、更具说服力的指标，“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决定经济”，这是一个相关关系。

在2021年上半年前10城市中有5个城市同比2019年增速高于10%，其中深圳是在今年上半年首次增速攀上10%，而江浙四大城市杭甬苏宁在今年以来已经持续多月保持这个增长速度了，所以要更加稳健和优秀。

其中杭甬两市又是在前十城市中唯二的同比增长率20%以上的两个城市，表现尤其突出。杭州市在2021年上半年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564亿元，同比2019年新增302.6亿元，增量在前十城市第一，甚为惊人。

宁波市同比2019年也增长了22.5%，增速仅次于杭州的24%，其一般预算收入也达到1088.5亿元，继续力压武汉和南京两市。

苏州和南京的一般预算收入同比2019年分别增长了16.3%和12.8%，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速，但相比杭甬两市稍逊一点。所以苏州被杭州扩大了优势、宁波也超过了南京市。

但因为浙江省的财税特点是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会减速收手，所以在2021年全年杭州可能还是会继续低于苏州，南京也会超回宁波。但同比增速可以看出各市自身的增长走势，杭甬两市明显要更好于苏宁，所以在2021年这两对城市之间的差距会缩小不少的。

深圳市虽然在今年上半年一般预算收入同比2019年增长10.3%，要逊色于杭甬苏宁，但论回升态势，深圳应该是前十城市中最快的。在第一季度时深圳同比2019年仅增长了0.3%，相当于第二季度环比要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而且还是这么高的财税基数。

所以深圳在2021年上半年一般预算收入达到2352.5亿元，新增220.3亿元，要超过北京市的增量100多亿元。虽然差距北京的收入总额还较远，但增长态势要更为明显。

在今年上半年，除了正在复苏期的武汉市一般预算收入同比2019年增长只有6.9%，其他表现非常一般的都集中在直辖市。尤其是重庆市一直到1-6月才艰难由负转正，在前五月还是下跌状况的，按理重庆受到疫情影响并没有其他三个直辖市大，为何财税如此缓慢？

北京、上海两个国际大都市，又是国家门户城市，所以在疫情防控上会更加严格，对经济部分领域存在一定影响是必然的。所以两市在今年以来的财税和经济运行情况都不是太理想的。在2021年上半年北上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6%和5.6%，都不算理想。

天津市作为北方主要口岸城市，和北京的海上门户，受到疫情冲击同样是不小的，所以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有所反复时，经济和财税运行受到一定损失也是情理之中。在上半年其一般预算收入同比2019年增速只有6.1%，同样不算太快。

另外要说一下，直辖市中天津和重庆两市的财税质量一般。前十城市中除了这两个城市，其余一般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比重都是在80%以上，这是发达城市的表现，而津渝两市仅只有70%出头，实在过低了，对非税杂费的管理不够规范，充斥财税。

还要说明，广州和成都两市是三级财政城市，需要提前上划部分财税给省级，所以一般预算收入口径会偏小一点。如果以同口径的话，两市也能进入前十的，特此说明，请客观看待。

最后请大家通过下表具体数据，来观察上半年前十城市的财税运行状况：

深圳gdp2021总值

深圳市GDP总值2021年是3.07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两年平均增长4.9%，呈现稳中求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1.从全国层面来看，据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显示，深圳2021年GDP排名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的4.3万亿、北京的4万亿。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过万亿元、财政收入超万亿元，这两个“万亿”的实现尤为重要。

2.从全球层面来看，根据一份2020年世界各国GDP总量的排名显示，深圳或可跻身前30，大致介于泰国和尼日利亚两国的经济总量之间。除了在经济总量上实现跃升，深圳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质量也再上新台阶。比如除此之外，鹏城实验室、光明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一批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形成，基础科研布局也正向广度和深度纵深发展。这些布局将在未来释放出巨大发的展潜力和动能。

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

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

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受退税减税缓税新政影响，不少地方与深圳类似，前四个月尤其是4月份财政收入出现明显下降。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

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1

时间就像流水一般，太快太快，还没来得及回首，已经到了5月中旬。1-4月份的各大城市的财政收入开始陆续发布，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经济数据，超过了GDP总量，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财政，不仅仅是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试金石，也是政府统一管理的重要手段，可以将资金聚集后，再用于民生。

除了北京和上海两大一线城市的1-4月财政还未公布以外，具体具有竞争财政10强的城市，已经官宣。其实，这已经不影响1-4月全国财政10强城市的确定，根据财政的高低，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1309.8亿元）、杭州（1034亿元）、苏州（875.5亿元）、重庆（751亿元）、宁波（736亿元）、武汉（672亿元）、广州（654亿元）、天津（620亿元）。

整体上来看，受到疫情影响，尤其是4月份，即使是全国最为顶尖的10强城市，也大部分呈现下滑状态。仅有广州逆势而上，以1.22%的财政名义增速，保持正增长，其它9座城市中，除了北京、上海还未公布外，全部是负增长。

深圳位列第3。虽然北京、上海还未红布，但大概率是位居前两位。有人说，4月份上海几乎是停摆状态，1-4月份的整体数据一定很差。其实，在今年的一季度，上海就已经实现2518.2亿元的财政收入，同期的北京为1689.7亿元，所以说深圳只能第3。深圳在1-4月的表现其实也并不好，同比下跌12.62%，这也与疫情有着很大的关系。

杭州在1-4月的财政收入也在千亿以上，是全国仅有的.4个破千亿的城市。对比于，10强中的大部分城市，杭州虽然跌幅为3.46%，但也仅仅不如广州的1.22%。

苏州、重庆、宁波紧随其后，三地的财政都在700亿元以上，宁波表现出色，已经接近重庆。从GDP总量的角度来看，宁波这几年发展很快，更是定下了在十四五赶超天津、南京进入全国前十的目标，但是重庆在GDP总量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武汉、广州、天津三大城市占了10强的最后三个席位。天津能够守住前十，确实不易。近两三年来，天津的发展一直呈现出下滑趋势，在GDP总量上已经跌出全国十强。在今年1-4月的财政上，天津财政同比增速为-27.13%，成为整个10强城市中跌幅最大的。即使如此，天津依旧以620亿元守住前十，位列第11的南京为601亿元，优势仅19亿元。

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2

5月11日，深圳市财政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1~4月深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309.8亿元，下降12.6%。事实上，一季度深圳市这一收入还保持微增，但4月份收入下滑约44%。

对于前4个月财政收入下滑，深圳市财政局解释称，主要原因是中央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等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导致的政策性减收。

今年1.5万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在4月1日起正式实施，由于疫情冲击下企业困难加剧，财税部门加快退税进度。税务总局数据显示，4月份增值税留抵退税规模高达8015亿元。这反映到地方财政收入上，即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大幅减少。但此举增加了企业现金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涵养税源，增加财政收入。

受退税减税缓税新政影响，不少地方与深圳类似，前四个月尤其是4月份财政收入出现明显下降。这在不少率先公开披露4月财政收支的市县数据中得以印证。例如，前四个月，广西南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约6%，江苏常州同口径下滑4.5%，湖南株洲同比下降约4.9%。

此外，由于4月份疫情扩散，不少居民隔离在家，部分企业停工停产，这也会对当地财政收入造成冲击。

目前公开前四个月财政收支情况的省份比较少。从一季度各地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来看，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有较大差异，其中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或高位运行影响，内蒙古、山西等资源型省份财政收入保持较快上涨。

1-4月财政10强城市公布，大部分呈现下滑态势3

今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频发、点多、面广，造成各地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受阻，加之内需外需双循环不畅和从4月份开始实行的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政策实施落地，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普遍出现萎缩，影响效果明显。

随着2022年1-4月份我国主要城市的财政收入数据出炉，我们可以看出1-4月我国很多城市财政都出现了负增长趋势，下面一起了解一下2022年1-4月我国财政收入10强城市的财政表现。

从整体来看1-4月我国财政10强城市大部分都出现了负增长趋势，从下滑趋势来看深圳、苏州、重庆、天津四座城市的下滑幅度较大，杭州、宁波、武汉下滑幅度较小，10强城市中目前仅广州1-4月的财政收入实现正增长。

具体来看1-4月虽然上海、北京两大城市的财政收入数据暂时未公布，不过从去年同期的基数来看，处在全国领先位置依旧是保持不变，不过大概率来说两大城市的财政增速会出现负增长，特别是上海，4月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入方面下滑幅度可能较大。

1-4月深圳完成财政收入1309.8亿，名义增速-12.62%，深圳1-4月积极强化经济发展宽松政策，城市385万市场主体继续发挥巨大活力，稳住了经济发展基本面，地区制造业、汽车、金融等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持续创收财政。千方百计利企援企稳企安企，迸发385万市场主体的巨大活力，增强“稳”的信心、“进”的决心，为深圳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积蓄向荣之势。

1-4月杭州完成财政收入1034亿，名义增速-3.46%，下滑幅度较小，与此同时宁波的1-4月财政收入达736亿，名义增速-3.79%，浙江双子星城市在1-4月的财政下滑幅度较小，可以看出两大城市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表现优异。特别是宁波，在港口经济、能源化工两大领域的拉动下，经济增速快，财政收入保持高位运行，产业对财政贡献大。

苏州在1-4月完成财政收入875.5亿，财政收入同样出现下滑，制造业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均影响较大，而10强城市中只有广州实现了财政的正增长，广州工业基础、金融服务、港口经济等多领域经济保持了稳健发展，推动财政收入保持良好增长态势，而排在第十的是天津，天津也是10强城市中财政下滑幅度最大的城市。

深圳4月份财政收入下滑44%，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认为深圳市财政收入下滑44%是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造成的，首先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在某一段时间，深圳市没有办法正常复工复产的。特别是在年初的时候，因为疫情影响导致有大量的工人没有回到工厂所在地。等到后续工厂能够开工生产的时候，工人所在地又接连爆发疫情，所以很多工厂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营，这才导致地方财政性收入出现比较大的下降。同时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深圳市出现财政收入下滑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趋势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被改变的。

而且在经济下行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一点，那就是在今年的退税和减税政策当中，深圳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就意味着深圳市财政是需要将很多财政收入退还给缴税者。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才导致深圳在第一季度出现了大幅度的业绩下滑。我们在回归到数字本身来看一下甚至目前的业绩下滑到底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从目前深圳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在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之间。深圳的公共预算收入实现了1309.8亿元。同比下降了12.6%，但事实上在第一季度的时候，深圳市公布的财政数据很明显还是保持在低速增长状态。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深圳的经济活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第4月份的时候，收入急剧下滑到了44%。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目前正在积极地实行增值税的减税和退税政策，所以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收入给这些企业以及个人。今年的总目标是1.5万亿，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各地政府都要进行税收减免政策。所以在税务总局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4月份的退税总额已经高达8015亿元。而深圳又是属于纳税大户，所以他们支出会更大，才导致收入下滑。

广东“富可敌国”，财政为何面临新烦恼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2021年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已连续33年稳居全国第一，已赶超韩国和俄罗斯，体量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相应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突破1.4万亿元，在全国31省市区中遥遥领先。与其他省份比，广东的财政有鲜明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对中央净贡献大、省内区域财政分化严重、省级财政相对集权、财政收入质量高、税源相对聚集在主导行业、土地财政依赖度低、债务风险低、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发展但财政体制迥异等。

广东的经济和财政发展离不开全球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环境，广东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对其财政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一是逆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摩擦导致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低迷，势必影响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广东财政收入。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房地产繁荣转向 科技 和制造强国时代，广东虽然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总体依赖度不高，但土地出让收入贡献的收入绝对额以及部分城市如广州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度较高，意味着房地产进入下行期将冲击广东尤其是部分地市的可支配财力，加大省级政府调控压力。三是都市圈城市群战略及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战略逐步推进，人口持续流入广东，产生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中央要求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体制，将对广东财政支出产生明显压力，民生社保需求上升将对部分地市产生较大压力，区县财政运转需大量的上级转移支付。四是推动 科技 创新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能源安全，无不需要财政支出的强力支持。五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是广东相较东部其他省份而言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作为优秀的“排头兵”的广东，固然拥有财力雄厚的总量优势，但在未来面临一系列财政收支矛盾和难题。

短期来看，“开源节流”、“抽肥补瘦”是静态思维下解决收支矛盾和区域不平衡问题的方法。但是，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城市间简单的绝对平均，不是消除区域间的差异，而是缩小区域间的人均发展差距，不能以牺牲经济总体增长为代价来追求区域均衡。从中长期来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是治本之策。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广东财政统筹力度与效率，推动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粤东西北部分市县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依据比较优势，变“极化效应”为“扩散效应”。广东需依据自然禀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财政在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引导作用，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一、广东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经济决定税基并深刻影响财政收入。地方财政形势尤其是城市、区县财政不仅与宏观经济总量、中观产业结构息息相关，还受到微观企业主体和省以下财政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最新的《中国税务年鉴》《广东税务年鉴》分析广东省财政体制和税源结构，可以得到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从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来看，广东省对中央财政净贡献位居全国首位。采用地方创造的中央级税收收入及上解中央支出-地区接受的中央返还性收入来衡量地方对中央财政净贡献。2019年广东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领跑全国，达到8307亿元，高于上海（8202亿元）、北京（7310亿元）、江苏（4091亿元）、浙江（3274亿元）、山东（2152亿元）、天津（2136亿元）、福建（427亿元）、辽宁（67亿元）等省份，其余省份均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

第二，从省内财政体制来看，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省级财政掌控一定财力用于统筹均衡，故省本级收入占比较其他省份偏高，市县留存收入占比偏低，属于相对集权型的地方财政体制。在分税体制下，广东各地市（除深圳外）要与中央、广东省分税，如增值税在中央、省、市的分配比例分别为50%、25%、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中央、省级、市的分配比例为60%、20%、20%。深圳实施计划单列市财政管理体制，享受省级财政税收管理权限，主要与中央财政挂钩，与中央分税，并接受中央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同属东部地区的浙江，省内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税收分配向市县倾斜，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中央、省级、市的分配比例为60%、0%、40%（即省不参与分成）。在广东省加大省级财政统筹力度的背景下，2019年广东省省本级、市本级、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26.0%、40.5%和33.5%，其中省本级收入占全省收入比重显著高于江苏省本级的2.2%、浙江省本级的4.9%和福建的10.1%等，与贵州的25.4%、陕西的27.6%和甘肃的27.8%接近。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二次分配后，省、市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财力下沉到县级政府。

从支出端来看，县级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2019年广东省省本级、市本级、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8.2%、36.5%和55.3%。从支出结构看，除在各级政府占比均偏高的教育支出外，广东省本级在公共安全上的支出占比最高，达到20.9%；市本级以城乡社区、一般公共服务等基建和保运转支出为主，县级政府城乡社区支出和 社会 保障支出占比较高。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制造业、房地产、批发零售和金融业4个行业贡献了八成左右。2019年广东省三次产业创造的税收收入占比分别为0.1%、37.3%和62.6%，第三产业成为主要的税收来源。相对而言，深圳的税源结构与广东其他地区差异较大，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占比达到81.8%，较全省（不含深圳）平均高出29.4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对深圳的税收贡献最大，达到26.5%，高出全省（不含深圳）平均20.2个百分点，与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在深圳有关。

具体从工业行业创造的税收来看，广东税源分布整体呈现“小聚集”的特点，与地市行业分布高度相关。珠三角9市的制造业发展各有特色，对税收贡献较大。例如广州的 汽车 、化工制造业，珠海、佛山、中山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深圳、东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茂名、湛江为代表的粤西地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对税收的贡献较大。粤东地区批发和零售较为发达，汕头、揭阳、汕尾以传统轻工业出口为主，纺织服装和服饰业占比较高。粤北地区经济增长较多依赖烟草、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导致税源结构相对单一。以梅州为例，2019年传统支柱行业中烟草制品业、房地产以及建筑业合计缴纳税款105.7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比重达到52%。

第四，从微观主体来看，广东民营经济活跃，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2019年广东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收入超1.36万亿元，民营经济税收收入占广东省税收比重达57.5%。这主要得益于广东省经济活力较强，优质民营企业数量领先、经营规模居全国榜首。2019年广东民营经济（统计口径不含外资控股企业）增加值达5.89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54.6%。2018年广东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创新成果来自民企，80%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民企。

二、2021年广东财政形势：总量全国领先，区域分化严重

第一，广东省财政收入总量规模较大，但省内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财税表现差异较大，分化严重。2021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突破1.4万亿元大关，占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2.7%，连续31年稳居位居全国首位。省内第1名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突破4000亿，占全省的30.2%，最后一名潮州刚突破50亿元，深圳财政收入规模是潮州的82.2倍。从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第一名的深圳（21875元/人）是最后一名揭阳（1326元/人）的16.5倍。从区县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亿的区县有13个，均集中在广深佛三市，深圳6个、广州4个、佛山3个。其中，深圳南山区以361亿元的规模排名第一，为最后一名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的172倍。

从财政收入质量来看，广东整体财政收入质量有待提高，而珠三角地区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相对较高，粤北地区对非税收收入依赖性较高。2021年广东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8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财政收入质量最好，其中东莞2021年税收收入占比达到82.2%。粤东、粤西、粤北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分别为64.7%、60.6%和60.3%，其中位于粤北的云浮（50%）财政质量最低。

第二，财政自给率区域分化明显，非珠三角城市财政自给率较差，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高。除肇庆外，珠三角城市财政自给率均在50%以上，深圳（93.2%）、东莞（88%）、佛山（77.6%）位列全省前三，肇庆财政自给率水平最低，但也有36.9%。其他非珠三角城市财政自给率水平均低于36%，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高。其中，汕尾（18.8%）、梅州（21.4%）、揭阳（21.5%）、河源（24.4%）、潮州（24.7%）6市财政自给率较低。其中，揭阳市揭西县财政自给率低至9.1%。

第三，珠三角核心城市由于人口持续流入、城镇化率较高、房价地价较高等原因导致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较高，但整体来看广东各地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高。从规模看，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政府性基金收入排名全省前五，分别为2388.6、1373.7、1163.5、702.2和531.7亿元；其余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较小，其中云浮收入规模最低，仅24.8亿元，第一名广州是云浮的96倍。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似衡量广东各地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汕头、佛山、广州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高，分别达到60.6%、59.1%和56.5%，而深圳最低，仅有24.4%。

第四，2021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2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但广东省经济体量较大，其负债率仅有16.5%，远低于国际警戒线60%，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倒数第2名，总体偿债压力不大。珠三角地区债务规模普遍较高，广佛深莞四城债务规模均在千亿元之上，其中广州以3727.7亿元位居榜首，占全省债务总规模的比重接近五分之一。粤西、粤北城市债务余额普遍在400-700亿元间，其中湛江债务规模较大，达到699.5亿元。粤东地区除汕头（628.4亿元）外，债务规模普遍较小，汕尾、揭阳、潮州均不足400亿元。同时，广东省已如期完成存量隐性债务“清零”目标，成为全国首个无隐性债务省份。

第五，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珠三角城市虽然债务规模较大，但负债率反而普遍较低；粤北城市负债率水平普遍较高，债务压力较重。深圳（4.6%）、东莞（10.1%）、广州（13.2%）、中山（14.7%）等珠三角城市济发展逐步摆脱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对债务依赖性较低，偿债压力较轻。相较而言，粤北5市负债率均在30%以上，其中最高的梅州达到47.4%，全省负债率最高的10个区县中梅州占6个。粤东西北等部分经济发展落后的市县债务风险较大。

三、推动广东省区域平衡发展

一是树立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发展策略的基本认识。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简单的绝对平均，不是消除区域间的差异，而是缩小区域间的人均发展差距，不能以牺牲经济总体增长为代价来追求区域均衡，而应在发展中增强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加强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鼓励三次分配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二是从财政体制改革出发，推动省、市、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当前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与民生领域刚性支出不减将导致广东省部分地市财政压力加大，应进一步加强广东财政统筹力度与效率，推动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粤东西北部分市县财政风险。

第一，加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统筹比例向北部生态发展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倾斜，率先在北部生态发展区实现基础教育、公共卫生、 社会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由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承担，并逐步扩展到沿海经济带。

第二，上级财政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增加县级的基本财力，由县级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统筹使用，更好地投入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领域。

第三，充分发挥财政对 社会 资本的引导作用，加大财政对粤东西北金融的支持，促进省内金融资源均衡。

三是依据比较优势有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变“极化效应”为“扩散效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优化粤东西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第一，对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与港澳的重要窗口作用，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二，对于高人口密度的粤东西“沿海经济带”，应充分利用沿海海湾有利条件，加速打造汕头、湛江两个新的增长极，发挥辐射作用，协同引领周边区域发展。

第三，对于低人口密度的粤北山区，应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抓手，兼顾特色产业发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为作者“行走中国的财政地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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